做书是一生一事

　　李昕是一位出版家，曾经参与出版过很多书，那一串足以传世的闪光书目，想必很多人都拥有或阅读过，如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屠岸的《生正逢时》、曾彦修的《平生六记》、马识途的《百岁拾忆》、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20年》，都可以说是畅销书了。

　　李昕的出版生涯，历经人民文学、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商务印书馆，40年四个阶段，他始终称自己是一个做书的人。日前，他出版新书《一生一事》，这一次，是为自己做书，书的副标题即为：做书的日子。

　　这本书是李昕送给自己的70岁礼物。他说：“我这一辈子故事太多，我试图通过故事来给自己的编辑生涯做一个总结。”他选择那些对出版生涯有意义、对人生成长有意义的故事。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干部在读过《一生一事》后，特意告诉李昕：你这本书特别应该推荐给大学生，关于人生的选择对他们会有启发。

　　一生一事是一种人生选择，也是李昕人生价值的体现。这本书中有出版故事，有出版理念，有人生感悟，也有检讨和遗憾。李昕为人强调客观，他将这些人生经历都如实写出。考量之下他觉得自我的考试是及格的，他对此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一生没当什么官，没发什么财，但这一辈子过得很值”。

　　壹 “我是被人文社培养出来的训练有素的编辑”

　　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面对众多就业窗口，他选择了北京和出版，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文社的规矩，入社先接受各项业务培训。李昕从校对做起，熟悉整个编辑工作规范。培训结束后进入他热爱的当代文学编辑部文艺理论组。

　　在人文社时期，编辑是李昕的一种人生理想，这个观念来自于人文社的两位老领导：韦君宜和屠岸。他记得到人文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所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不要想赚大钱，不要想出大名。这是胡乔木在上世纪30年代时对她说的。这句话对李昕影响很深，他说：“老实说我这一辈子无论当官、赚钱都是有一些机会的，但因为韦君宜的这句话我早早就打定一辈子做编辑的主意了。”

　　屠岸也讲过编辑课，他讲的是“当编辑不能过于自信，要尊重作者，不能随便修改作者的文章”。这个理念也对李昕影响很深。屠岸讲的一个例子李昕一辈子记得清楚：“孙犁的《荷花淀》，写男人都去游击队了，游击队员的妻子在家里想念丈夫，孙犁写：‘女人到底有些藕断丝连。’编辑觉得‘藕断丝连’用来形容这种感情不太准确，于是改成了‘有些牵肠挂肚’。结果孙犁一看就急了，说我这么美的东西，你给我搞成什么肠子肚子的。最后是韦君宜带着责任编辑跑到天津，跟孙犁登门道歉。”所以李昕改作者的稿子特别慎重，“不到不得已我是不动的。”

　　人文社平台培养了李昕在茫茫书海中精选好书的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严格标准的出版社，培养不出这种眼光。”李昕说，我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出来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

　　在《一生一事》中，李昕记述了多篇做书故事，一位训练有素的编辑，做书的故事堪称编辑教科书，令人大开眼界。如他记述编辑出版著名学者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当时，杨义还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三十几岁。李昕记得，当杨义将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手稿抱到编辑室桌上时，大家全愣了：稿子太厚了，如果三卷写完，要150万字！“要知道游国恩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也不过150万字，那是总结两三千年文学流变的。”

　　当时杨义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要到人文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没有先例。但当李昕读过杨义的这部巨著后，被杨义“扎实厚重，新意迭出，发掘人所未曾发掘的史料，言及人所未能言及的独见”的功力所折服，立刻报送选题，各级领导在复审后也看好这部书，但因为杨义的名不见经传，都担心亏损。

　　经过分析，大家觉得如拿去申请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或许是个办法。李昕去跑这件事，不懈努力加机缘巧合之下，杨义的这部大书最终被国家教委批准做了教材。李昕说：“那真是天上掉馅饼，喜出望外啊！”从此，杨义的学术道路一片坦途，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而这套书作为高校教材几乎年年重印，经济效益不俗，也成为人文社的常备书。

　　李昕和杨义的合作故事，也成为两人的人生佳话。李昕回忆：“杨义曾经说：‘咱们两人是互相绕不开的。’意思是说，他作为作者，我作为编者，以后在各自总结人生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对方，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在自己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文社，李昕自己也做当代文学评论，他向往成为文学评论家。他写了很多文章，读了大量时代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文艺理论，他都紧跟步伐。“所以参照系都比较清楚，这方面的意识和自觉是在人民文学培养起来的。”

　　贰 “屠岸和陈早春，都是令我感念的人”

　　诗人屠岸对李昕鼓励最多。因为李昕是党员，在人文社最初要被选去当政工干部，而他倾心于做编辑，他求助于屠岸，让屠岸给他三年时间试试做编辑。李昕清楚地记得，屠岸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一言为定。”三年中，屠岸屡屡考察李昕。开编辑工作座谈会，点名让他发言：在编辑工作中是怎么做的？有哪些体会？李昕当时正在编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因此专门找来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进行比较阅读，并给唐弢提意见，您这个问题没有涉及，是不是应该再补上几笔？唐弢对此很是欣赏，认为这个编辑用心。李昕把所做的这些工作在会上讲出来，屠岸听后马上说，李昕同志做编辑的路子是对的。

　　1986年年初，李昕得了一场乙型肝炎，他因此很紧张，一个多月没去上班。屠岸知道后给他写信，安慰他要安心养病，既来之则安之。李昕说：“我当时一看就感动得流眼泪，他已经是60岁的老同志，又是人文社的总编辑，而我只是个青年编辑。”

　　李昕回了信，写了三页纸，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讲虽然有时抱怨看不完的稿，但离不开人文社，最后注明肝炎还在传染期，这封信请看后烧掉。

　　李昕和屠岸在一起工作四五年时间，屠岸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辍，出了书必送李昕。李昕到香港三联工作，屠岸一直希望他再回人文社，进入领导班子。2000年前后，李昕在香港忽然接到屠岸的一封厚信，打开一看，是一沓信和一张贺年片，信里夹着1986年李昕写的那封请屠岸看后烧掉的信。李昕看到他的信上有红笔道道，画在“我虽然抱怨这份工作，但我离不开人文社”这句话上，然后屠岸写：“你答应过我要回来，可是到今天都没回来。”李昕说：“他一直挂念人文社，希望我回来，但香港三联不放我，我也因此没有实现对他的承诺。但老先生对我无比的信任，他对我是真的好。”

　　李昕曾写过一篇《君子屠岸》，回忆与老领导的相交相识，被认为是所有纪念屠岸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人文社社长陈早春，也是李昕感念的人。“我在陈社长手下工作时间最长，一直到我1996年离开的时候，陈早春社长始终是人文社负责人，他是跟我关系最亲近的一位社领导。”李昕做过陈早春5年的社长助理，陈早春对他一路提拔，也一路保护。

　　李昕坦陈，在人文社，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其中原因就有做事得到社领导支持，风头出得多。但李昕说，任何情况都未影响陈早春对他的评价、信任和重用。“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有时也意气用事，跟陈老师发过脾气拍过桌子，可他依然包容我，现在我想起来非常愧疚。”

　　李昕记得，2015年的一天，陈早春打电话来聊天，说起当年多次被顶撞，依然一直包容，是因为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李昕答，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你老是说我少不经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当时不知道社领导的辛苦，等后来我自己做了领导，我也拿这两句话对我的中层干部讲。“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李昕说。

　　叁 出版人之路，从香港三联开始

　　1996年，李昕被派驻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副总编辑，“实际上级别没有提，但变成社领导，层级不一样了，思考的问题也就不一样了。”从这里开始，李昕走上了出版人之路。

　　“所谓出版人，就是要从出版社整体角度来考虑图书出版问题，需要考虑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香港三联，首先让李昕大开眼界的是出版社在管理上对于表格的运用，“他们对一本书从头到尾用表格追踪，从编辑的案头工作起，各个工作环节，直到第n次印刷，都在一张大表上列出来。”上世纪90年代，内地出版社尚未使用电脑化管理，这样的统计表李昕在人文社从未见过，但香港三联很早就已开始使用。李昕从中感受到数字的直观，并发现和总结问题，所以“一天到晚研究数字”。

　　在香港三联，李昕的职务虽然是副总编，但要负责从编辑出版到印刷发行等各环节业务，从中他得到了出版人应有的锻炼，他感到对做书有了些大局观，不再像过去那样拘泥于一本书。

　　“比如，人文社不太重视图书的装帧设计，书常常以素面朝天的面目示人。而香港三联极为重视装帧设计，在设计上一直领先。”李昕回忆，“那时候我国内地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像一些大的画册，如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都是在香港做的。”

　　对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认识，李昕将其归结为“书感”。在香港三联，他感觉自己的书感得到了不断提高，“我真切地认识到不同的书应该有不同的做法。”

　　香港三联时期也有对李昕深有影响的老先生，一位是蓝真，一位是萧滋。李昕谈起两位老先生也是饱含深情，他说他们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主要在于教导，“他们强调出书要关注现实，要注重思想启蒙，要出版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书。”李昕说：“香港三联是从邹韬奋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没有中断过，两位先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前辈，所以是一直秉承着传统的。渐渐地，出书要关注现实，促进社会进步，在我也形成了一种自觉。”

　　2005年春节后，李昕从香港返回北京，到中国出版集团报到，很快被任命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几年后又成为总编辑。北京三联是李昕的个人选择，这个选择，也与蓝真和萧滋先生有关，两位老先生在李昕离港前一再叮嘱他要继续为三联服务。

　　李昕初到北京三联，最突出的感觉是三联人的品牌意识。“北京三联的品牌意识，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变成了一种自觉，而且特别强，这是我在其他出版社没有体会过的。”

　　说起来，北京三联品牌意识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复牌的北京三联以“一流、新锐”为出版标准，追求“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经过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代领导人的苦心经营，树立起了鲜明的品牌特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李昕说：“三联的影响力不低于商务、中华，大家一听到三联就眼前一亮，因为它出的每一本书都是精品。”三联人自认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社会评价。

　　而李昕到北京三联遇到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开拓进取。李昕坦陈：“2005年3月我到三联，那时中国出版集团已经成立，准备走上市的路，这种情况下，集团对三联的利润要求就有了大幅度增长。而三联人在超强品牌意识的作用下，似乎缺少与时俱进的激情。”

　　李昕说：“所以我到北京三联以后，老实说在坚守传统、开拓进取这方面花费了不小的精力。”他称之为和三联“对表”，他在书中坦言：“我承认，直到这时为止，我的‘对表’还没有对准。当然，我也更加感觉到，三联与时代‘对表’的问题，比起我个人和它‘对表’更加重要。”

　　肆 “《邓小平时代》可以说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本书”

　　《一生一事》的装帧设计给人亲切之感，是由猴面包树工作室制作的。封面是柔和的橘粉色调，烘托着一张李昕在灯下看稿的照片。李昕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在家里编辑《邓小平时代》时爱人偶然拍的，被选做封面让他非常开心。“因为《邓小平时代》是我这辈子策划出版最重要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做得最成功的一本书。”

　　谈到《邓小平时代》出版前后的故事，李昕说自己得以在编辑生涯中遇到它，是幸运者，那是他在北京三联遇到的。这本书也是他一生经手的图书中难度最大的一本。“难度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争夺版权不易；审读定稿过程艰辛；营销推广压力大。”李昕说，“每个方面都有关键步骤，可以说，走错一步，结果都将是另一个样子。”《邓小平时代》出版后，一年时间，88万册销售一空，至今已经销售了130多万册。同时，这本书还是2013年中国所有图书中获奖次数最多的，共达16次。

　　回顾以往，李昕坦言，《邓小平时代》的出版发行成功，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据统计，参加此项目的出版社同事共有63人。这个项目出现在三联，也向社会证明了两点：其一，三联书店有能力按照现代出版方式运作畅销书；其二，三联书店仍然保持自己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仍然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邓小平时代》出版以后，很快便有同类选题被吸引到三联，如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直面大转型时代》都交给了三联出版。李昕说，有些学者也因此改变了对三联的印象，“比如王蒙先生，我们很熟，有一次去他家，他送我一本他的时政类新著《中国天机》。我问，这本书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出版？他反问，你们三联出版这类书吗？《邓小平时代》出版以后，王蒙先生打电话给我，主动向我推荐了其他出色的时政类著作。”

　　2014年，李昕在北京三联任上退休，很快被商务印书馆邀请帮助出版社做选题策划，这一干又是八年。

　　这八年，李昕最大的感触是自己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又变了。“突出的感觉是比起做书来，卖书花的时间要更多。”

　　为了顺应时代要求，李昕做起了小视频，“我在视频号里介绍我做的书，反响还不错。”他做小视频，全部是自己动手。

　　伍 总结出版生涯经历的文化思潮，见解独到

　　40年出版生涯，李昕参与选题出版的书超过1000种，担任终审的书有2500种，共约4亿字。除此之外，担任出版社领导职务以后，开会、组织策划、处理纠纷，各种事务性工作也纷至沓来。如何做到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情？李昕说：“合理安排时间，重要的是得使点巧劲。我可以肯定我经手的书每一页我都看过，但有的看得很快，重大选题甚至看得比编辑还细。做终审，我关注的就是重大学术文化问题和政治导向了。”与此同时，李昕更注重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组织和策划选题，抓重点书和畅销书。“我一直主张出版社领导要抓重点书、畅销书，要联系重要作者。这项工作出版社总编辑不带头做，只靠编辑自发行动是不行的。”

　　40年白驹过隙，李昕也乐意安享平静，业余生活依然保持年轻时的爱好：摄影、读书、爬山。

　　从小就爱好摄影，大学时就当过学生会摄影社社长；在香港时周末至少拿一天时间去爬山，香港的山爬了大半；读书是结合工作需要，买书都是为了看，在意书的品相，会在书上加条子画道子，有时还会写几句批语。不藏书，现在总共不到1万本书，买新书就淘汰旧书。

　　逛书店常常是为了策划选题，很少闲逛书店，主要逛自家的三联书店，因为要找的书，自家书店里都有。爱逛法兰克福书展，几十年中前后共去过4次，特别是在图书策划、装帧设计方面，每次都有新感悟。

　　谈及40年出版生涯经历的文化思潮，李昕有着独到见解。他说：“我这40年，是与时代同行，在大时代中不断学习和进步。中国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5年，我觉得可以均分为三个15年。”

　　“第一个15年，1978年到1993年，这是出版价值回归的时代，特征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出版物注重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要有启蒙价值、新的观念和新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1993年到2008年，是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电脑技术广泛应用于出版业，读图时代来临。这个时期注重的是形式创新，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开始成为衡量图书质量的高标准。2010年至今，是出版企业化时代，也是电子和互联网出版与传统出版在竞争中发展的时代。出版运作变得更加复杂，竞争形势和环境更加严峻，和之前相比市场导向在出版策划中越来越重要了。”

　　现在李昕觉得自己仍然年轻，有活力和激情，可以继续当编辑，做好书。他说：“所谓一生一事，此之谓也。”

　　文/本报记者 王勉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