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29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提取时代关键词，记录国家成长与进步。中国之声推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时代关键词》，本期推出交通篇。关键词特别提示：自行车、高速公路、摩托大军、中国高铁、C919。
车轮轻转，铃声远扬
时代变迁中的不变印记
晚上8时，长安街北侧的天安门城楼前，灯火辉煌，上百辆共享单车、公路车、便携折叠车从这里浩浩荡荡通过，它们不仅是这座城市夜色中跃动的风景线，更是我国交通领域日新月异、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的生动注脚。如今，这股绿色骑行风已经迅速席卷全国，在自行车车轮转动下，再次唤醒了曾经久违的骑行记忆。
今年79岁的宋桂林，曾是天津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年少时，也曾无数次央求父亲能为他买一辆自行车。未承想，这一小小的愿望，就此让他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桂林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我劝说我的父亲买辆车。那时候，车是奢侈物件，不像现在品种这么多，那时候特别少。后来在1969年，我被分配进了自行车厂，当时它不叫飞鸽自行车厂，叫天津自行车厂，属于国营企业。在那里培训了一个月，我就进入了机加工车间，当时感到特别荣幸。”
198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等10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1984年，我国提出促进企业联合，扩大优质自行车生产，3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取消票证。随后全国各地争相兴建自行车厂和零配件厂，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异军突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宋桂林被调至厂内的科研科，开始投身于新产品的研发，在那个自行车“黄金时代”，他见证了飞鸽自行车如何从设计图纸上的线条，一步步变成街道上飞驰的亮丽风景。
宋桂林表示：“那时候，有的家里已经有1辆至2辆自行车，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汽车很少，出门只要赶上红绿灯，停的都是自行车。为什么骑自行车？第一，可以远道代步，第二，能放很多物品。那时候自行车厂鼎盛时期工人能有8000多人。1981年，我到科研科，负责新产品研发，每天在大图板上画图，琢磨、研究到底要什么款式、什么结构，一张图起码得三四天才能完成，那时候大伙经常加班。一直到1990年左右，我们研制出近200款新产品，年产量最高峰有700多万辆。”
车轮悠悠转动，“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也传得越来越远，成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旋律，也正是在此时，一项影响深远的工程正在上海悄然进行。
从无到有，4年筑梦
中国首条高速公路背后的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初露锋芒，城乡间农副产品运输需求激增，却遭遇交通瓶颈，公路运输不堪重负。那时从上海市区至嘉定的路只有7米宽，短短20公里路，常常耗时一两个小时。时任上海市公路管理处计划科科长的张奎鸿回忆，当时市民对于修建一条高效通道的呼声日益高涨。
张奎鸿说：“当时上海到嘉定这条路是矛盾最突出的一条路，车流量很大，占了上海对外交通6条公路中的37.01%，这么大的交通量，仅靠一条7米宽的路，很难保证车辆的流畅通行。”
有人提议修一条高速公路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当时我国还没有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建设高速公路”曾引发广泛争议。
张奎鸿表示：“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高速公路，汽车工业不发达，像普通轻型货车，当时它的时速只有80公里，而高速公路的设计时速就要1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国家应该以发展大交通为主，小汽车到家的这种模式，在我们国家并不需要。当时，市领导听了以后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要搞市场经济，需要便捷的门到门，时间就是金钱，应该修一条试验性的高速公路。”
1984年，42岁的张奎鸿，接手了这个棘手的任务，担任沪嘉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助理、副总工程师。
张奎鸿说：“我们没有修过高速公路，要设计一条时速为120公里的路，需要解决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的问题，这就要求道路建设者保证路面平整，并且有足够的摩擦力。比如，当时对平整度的要求就是控制在3毫米以下，为此，在科技上攻关了很多课题，好在最后都解决了。通车时，看到一辆辆轿车在中华大地这条巨龙上行驶，我真的很振奋，4年的建设成果出来了，我们也有高速公路了。”
我国首条高速公路的建成，不仅标志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飞跃性发展，更深刻地加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群特殊的旅者，也以特殊的方式为当时的交通发展写下了注脚。
摩托岁月，归途情长
春运路上的温情
1995年，21岁的吴天心，从四川广元远赴福建福州打工。不久后，他省吃俭用，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起初，这辆车只是他为了方便日常出行而购置。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时光里，这辆摩托车承载了他春节返乡的深情与期盼。
吴天心表示：“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过年。但当时的火车需要中转，并且速度比较慢。如果从福州坐火车，要到武昌转一趟，然后在武昌买到广元的车票，从广元下车，还要在广元买到我们剑阁县的车，到了县里，还要再转到镇里，镇里再转到家里，转来转去，要转好多趟。而骑摩托车，去哪里都会比较方便，对我来说，这是便捷的出行工具。”
然而，所谓“方便”“便捷”的摩托车返乡，其实是在摩托车上颠簸的7天6夜。没有导航的吴天心，只能和同乡们一起，通过地图，在各种指示牌和路牌的提示下弯弯绕绕找到回家的方向。
吴天心说：“我们要提前走，之前就要做好准备，吃的喝的，还有衣服等，差不多有七八十斤。当时从省道走，带一张地图，跟着路牌走，跟着感觉走。冬天下雪，整个路面都看不到，感觉骨头都是冷的。休息的时候，开水要喝两大碗，才能感觉暖和。”
从2000年春运起，摩托大军开始逐渐有了规模，数量逐年上升。到了2013年，春运摩托大军达到了最高峰的110万辆次。如今，虽然仍有个别骑行者选择骑摩托车作为返乡的方式，但早已不再引人注目。
吴天心说：“以前骑摩托车比较流行，现在开小车比较流行，现在火车有福州直达成都的，会经过广元，真的是天差地别。”
正如吴天心所说，那份对家的深深思念，曾经顶风冒雨，跨越千山万水，但随着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已经化作了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
自主突破，时速飞跃
中国高铁勇闯技术革新路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铁路最高运营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20公里，火车旅行充斥着拥挤、憋闷与嘈杂。然而同期，发达国家已拥有时速超200公里的高速列车。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正式发布，中国开始自主高速列车的研发与建设。
2006年，中车青岛四方公司，年仅34岁的梁建英成为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自主研发项目的主任设计师。
梁建英说：“我跟铁路还是比较有渊源的，我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小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入睡。要打造中国品牌的时候，我们确实压力非常大，因为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去承接这样一项技术，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就像有一团火一样，有很大的干劲。”
“这团火”也燃起了我国高铁动车提速发展的希望。2007年12月，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列时速300公里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2010年12月，CRH380A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同一年9月，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梁建英表示：“当时目标就是要把约束速度上升的相关技术攻克。我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成熟做法，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做了许多技术攻关，比如，低阻力流线型头型设计、车体的气密强度、气密性、舒适度、减震降噪等相关技术，我们都得到了一定突破。”
从豆蔻芳华到鬓发斑白，如今作为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的梁建英说，她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
梁建英说：“我们构建了谱系化的研发平台，这样就可以在持续丰富和完善高速动车组的产品谱系上奠定很好的基础，也标志着国家能力的形成，源于中国，普适全球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的形成，让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创新，有走出去的能力。”
当我国高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的交通事业也开始向着更高、更远的天空进发。
飞行千里，国产梦圆
C919将梦想照进现实
几天前，东航C919飞行部总经理尚峰刚走出驾驶舱，乘务员便递给了他一封来自旅客的感谢信，他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夹在笔记本中。这样的信件，自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商业运营以来，机组已收到上千封。
尚峰说：“C919飞机2017年5月份首飞的时候，首飞的机组成员有很多是我们的好朋友。作为中国民航的飞行员，一直期盼着能有一天使用中国的先进国产大飞机执行商业飞行，这是一个梦想。”
幸运的是，2022年12月9日，尚峰作为东航首架C919“首秀”飞行的机组成员，见证了国产大飞机的首次交付飞行。当天上午11时39分，涂装有东航标志的C919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2时02分稳稳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短短的23分钟，是尚峰职业生涯中的高光瞬间。
尚峰说：“这条调机航线实际上已经执行过很多次了。但是第一次驾驶着国产大飞机执行这条航线，当时我作为机组成员进行执飞，心情很激动。在虹桥机场落地前，塔台也在这个频道里对我们表示了欢迎，我想这是整个中国民航人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美好祝福。”
2023年5月28日，C919完成商业首飞，正式转入商业运营的下半场。尚峰从2022年开始执飞C919飞机到现在，已经飞行了700多小时，将近60万公里。
尚峰表示：“好飞机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最近国航、南航都接收了各自的第一架C919飞机，未来需要进一步地培养更多的C919机型的飞行员，接收更多的C919飞机，逐步扩展国产大飞机的航线网络，通过持续的安全运行，向制造商进一步反馈飞机的运行情况和建议，进一步推动C919飞机的持续改进升级。”
又一架C919正缓缓滑向跑道，准备腾空而起，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有位旅客给机组写下这样一句话：“见过无数美丽，抵不过这一道属于我们自己的航迹。”(记者孔颖 王伟 李岳峰 贾立梁)
